年1月10日，由《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承办的“数字历史如何成为可能：理论、路径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召开。来自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数十位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此次研讨会既是《探索与争鸣》杂志社所举办的“全国优秀青学术年度论坛”第十讲，也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中心成立以来举办的首场学术活动。会议现场理论探索首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王涛教授进行了题为《历史书写的数字化转向》的报告。王涛教授总结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认知变化，从最早认为数字史学仅仅是一种方法，到近期发现数字史学促成了新的数字生产转型、能够改变学者们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他认为数字人文带来的这些改变，对历史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都产生了影响。王涛在接下来的报告中重点探讨了两个问题：即数字史学中的数字化转型与史料外延的改变，以及跨学科与研究方法的改变。他认为，这个时代正如德国学者茂尔所言：“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进行数字化的”。年，国家图书馆将亿条公开发表的微博进行了收藏，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显示了史料的形态其实是多元的。可以想象，这亿条微博在被收藏之后，就可以进入未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当中。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史料的外延在扩大，历史学者也越来越可能实现“史料自由”。数字化技术也擅长将不同类型的史料进行关联。对此，王涛以一项美国历史早期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讨论。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将图书馆借阅材料、借阅者身份信息、选举报告中的借阅者政治立场等几种材料结合起来。研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如美国早期民主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偏向于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而联邦党人者认同休谟、伯克等人的理念；两党人阅读对象的范围非常广，但如果对其阅读网络结构进行勾画，则可以发现两党人彼此之间虽有疏离，但又被一些阅读的内容和对象勾连在一起。这本来是很复杂的意识状态，但借助数字化方法可以进行清晰的描述。王涛也指出，数字化不一定就是好的，有“硬币的另一面”。有时有了数字化的材料之后，我们也许会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