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源远流长，自成一体。及至晚清，内外战事连绵起伏不断，财政内外用度日蹙，外国银行及外币更潮流般涌入，币制混乱登峰造极……至此，货币改革之议论兴起，更不乏激进者，但是，政治兴替不断，国家四分五裂，货币改革付之阙如。年，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废两改元，渐进的货币改革取得阶段性的实际成果。然而，时值西方国家经济大萧条，国际货币经济情势糟糕至极，更有美国于年推出《购银法案》，力图通过购银来释放货币，制造通胀，抵御通缩，拉抬经济复苏。这就引发伦敦、纽约、上海三大白银市场国际银价的暴涨。中国的白银从乡村到城镇，再到上海，进了外国银行，准备出关，是为白银风潮。作为全球银本位货币大国，中国五百年白银货币体系的基础被彻底洞穿了，是为二十世纪中国货币危机总爆发的根源所在，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兴起的前因。期间，年8月19日，金圆券的发行及其崩溃，中国货币的外汇本位制彻底坍塌了，旋即陷入长期的历史性的货币瓦解。进而，进入战后的计划配给制，货币体系名存实亡而缀满“票证补丁”，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货币历史巨变的高潮所在。直至年汇率并轨改革，中国货币始再度钉住美元，历经四十六年脱钩美元后，重回外汇本位制。而今，中美再度面临货币脱钩.....
01
相较十年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美保留唯一一个货币兑换的“黄金窗口”不同，上海外国银行大量囤购的中国白银的取去向，决定着中国货币对化的“白银窗口”是否将永久关闭。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对白银出境课税，并迅即展开了与国际有关国家的货币谈判。年11月，中国实行法币改革，本质是放弃白银货币，而实行外汇本位制。最初，法币是绑定英镑的，取得显著的成功。之后，中美展开谈判，美国对华货币贷款，法币开始绑定美金，中美货币正式挂钩。
年，全面抗战爆发，战时财政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法币事实上已经濒临崩溃。年6月,宋子文正式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他认为金融管制导致法币汇率与市场脱节,使外贸停顿,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战后经济重建客观上要求实行金融开放政策,以利经济交流。因此,宋子文提出了开放金融市场计划,将法币汇率改为随市场供给自由浮动,并由中央银行操控买卖市场。是年，抗战胜利。年底,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达到其历来的最高峰,为万美元,其中黄金为万盎司,而年仅上海一地变卖的接收物资收入即达法币亿元。这为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因此他自信可以成功，并在实施初期确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也就是说，法币将免于崩溃而挂钩美元。美国方面更承诺20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持南京政府的金融开放。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3月4日,中央银行开放外汇市场,以法币元兑1美元的价格买卖美元。很快，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陷入出超，外贸陷入入超，开放金融已然全面陷入困境。
年6月26日，国共内战全面爆发。10月11日至20日，时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的陈诚，在视察刚刚收复的张家口期间于10月17日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三个月至五个月内解决共产党解放区问题。”军事上的过度自信，不仅没能为开放自由的财政金融政策及时踩下刹车，反而推波助澜。12月12日,上海黄金价格突破万大关,美元价格达到比1,黄金美元价格自此完全失控。
年1月1日，南京当局开始管制纱布，开始力图控制物价、汇价与金价，市场极度震撼，黑市大起，价格暴涨。中央银行集中资源在上海与市场力量搏杀。2月13日，宋子文以美国顾问杨格提出，改变汇率，继续抛售黄金，稳定市场。但是，蒋介石决定，施行停售黄金、管制物价、禁用外币、取缔投机等一系列紧急措施。2月15日,中央银行公告停止抛售黄金。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同时，公布的有《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禁止外币流通办法》、《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法》、《评议物价实施办法》等,以严刑峻法管制金融，应对黄金风潮。3月，宋子文辞职。以法币发行额而计，抗战前，法币发行不过14亿元；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5兆，至7月增至10兆以上。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性增加的情况下，如此巨大的发行量导致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自此，法币改革以降，挂钩美元12年的货币金融体制，无以为继了……
年8月19日，南京政府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1圆折合法币万元或30万东北流通券的比率，在12月20日前收兑完法币及东北流通权；总发行额为20亿元；同时，以行政手段收兑民间的黄金、外汇。规定每金圆的含金量为0.克，但不能兑现。由于发行准备不足以及未严格实行发行限额而导致恶性通胀，是为二十世纪全球货币史上至为醒目的“中国通胀”。
02
金圆券发行之际，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都开足了马力，来加印纸币。时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亦是自学成材的出版家，更曾主理商务印书馆；这位拟写金圆券方案的财长，却为其秘书所出卖，后者事先透露币制改革消息，致使市场异动，金圆券名誉扫地……几个月后，因币制改革失败，行政院总辞职。自法币改革到金圆券发行，南京政府当局混乱与衰败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随着内战失利，金圆券以极快速度崩溃，事件变化几乎以“日”为单位。到了末期，市场上物价甚至有一日涨价数次现象，货币几乎成废纸，反而以物易物才能换取物资。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黄金、白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之抢兑人潮。至年6月发行增至万亿元；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现面值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更有万元面额大钞起印，只不过未及投入流通，已然货币崩塌了。金圆券并无现金准备，发行又毫无限制，结果自然万劫不复。
自年起，发行法币关上了白银窗口，打开了美元与黄金窗口，然而，挂钩美元的中国货币航船完全禁不住滔天历史巨浪的冲击与淘洗，终因迷航、断桅、破碎、覆没了……年6月起，中国停止金圆券流通，以人民币1元的汇价收兑金圆券，并予销毁。—年的“大萧条”是人类经济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史无前例的全球通货紧缩促发了“颠覆性”的全球货币变革，历史性地将黄金逐出货币体系，瓦解了“金本位”，进入管理通货和外汇管理时代。作为重大社会经济历史事件，大萧条在经济上塑造了美国的国民性，而解释大萧条时宏观经济的“圣杯”，探求大萧条的货币冲击及其遗产亦应是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出发点。从年白银危机到年法币崩溃，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转型历时16年，是在最为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和极为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发生、发展的。作者以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恶性通胀做总结分析，并没有将发行纸币本身作为有可能导致货币失败的根本动因，但事实上，这确实是已历数个世纪的中国白银经济日趋衰败及至“行钞”失败的历史绝唱。
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法币改革及其失败，无疑是所谓的“纸币的回归”。大萧条破坏性地推高了全球银价，动摇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基础，截断了中国渐进“银本位”的币制改革路径，迫使政府实行急进的货币转型，奉行“纸币本位”。如果说“废两改元”是从容不迫并水到渠成的话，那么，法币改革则是在外力致命冲击下应对白银危机的“急就章”，亦即采外汇本位制之纸币发行，实施白银去货币化。中国货币经济同时也步入了连绵战事与不断恶化的通胀胶着叠加的不归路。全面抗战爆发，军兴不断，法币已然财政性发行，类近于史上“行钞”。历史上几次大的“行钞”，都导致了王朝财政瓦解乃至国祚崩殂。本书记录的中国恶性通胀所导致的货币失败，同样终结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国民政府赢得了抗战胜利，输掉了反通胀之战，接下来，输掉了内战，更彻底地输掉了货币。法币改革是一场分水岭式的货币变革，将“（传统）旧经济”的总根子（即白银货币体系）拔除了，但在播种“（现代）新经济”的货币种子（即管理通货体系）方面最终陷于失败。这一失败带来了巨大而持久的社会经济困难，使得国民经济最终成为政府计划和行政管理的对象，从而改变了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与走向。
例如，白银的去货币化，关闭白银货币窗口，导致大量的白银流出乡村，使乡村经济失去金属货币的基础，乃至丧失掉货币来源，根本性地扭转了城乡社会经济关系。这是两千余年中国社会历史上所未曾发生过的大事件。这也为全面而彻底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行集体农业扫清了经济阻力。另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在货币全面崩塌瓦解的同时，陷入了普遍的困顿，这也为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现实条件。
从货币经济史的视角，考察—年中国货币经济现代转型、失败及其遗产，不难发现，大萧条的货币冲击直接导致中国货币经济的转轨、失败，引发了一系列现代经济命题，如政府统制经济、产业组织面临全面重组、外汇本位无法恢复、国债体系瓦解等。这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和方向，为政府部门全面掌控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历史契机。
也就是说，正是货币经济转轨的大失败，才破坏并瓦解了并不成熟、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而使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纳入到政府部门的管理之中，并嵌入式地引入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全面的行政性政府控制。
换言之，正是货币经济转轨的失败，才带来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货币的“失败”导致了政府的“成功”：国民政府竭尽全力想要使政府获取对经济的主导权甚或支配权，却戏剧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治下实现了。国民经济成为被计划和管理的对象，这在中国经济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是大萧条冲击时也无法想象。
这是前计划经济时代最为本质的经济事实。严格的计划经济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指导，这是德国、俄国等国家从大萧条中学到的深刻教训。在中国，这一点日益演化为：计划的本质就是压制乃至取消市场信号，甚或在市场信号完全失败而不能恢复的情况下的一种被动选择，政府部门只有借助于重大的经济危机才有能力做到以行政力量去取代市场的力量，甚或只有在市场崩溃瓦解之后，行政力量才能够起到有效的统制作用。
失去货币的稳定性，价格信号（市场的基础信号）就会出现严重混乱甚至崩溃，从而导致市场的混乱、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体制“有效地”遏制了法币崩溃后的经济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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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法币改革除旧得力而发展新经济失败一样，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有力地阻止了经济的崩溃瓦解，但是在提振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方面并不成功。
特别是未能有效地确立现代货币管理体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沦为财政的簿记，货币活动体制性地财政化，通过大量全国与地方性票证发行，虽然“稳定”了物价，但也根本上抑制了货币职能，票证与计划指令的经济体制得以固化，任何货币经济活动都受到严厉的管制甚或禁锢：严禁私人市场活动、外贸长期禁锢于政府部门（年，创办了类近于“一口通商”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
相较战前水平，计划体制下的经济产出并没有大的提高，—年甚至出现了严重经济滑坡，总供给因此长期不能满足总需求，经济“短缺”成为体制性常态，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年国民经济甚至陷入“濒临破产的边缘”。这些最终形成了重大经济改革的压力与动力，并在国际上汇聚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运动，而改革的中心、难点正是经济体制本身。
大体上看，从年的货币崩溃到年的经济改革与开放，再到年的“物价闯关”，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曲折动荡的几十年。可以说，该进程是大萧条外部冲击下，一个不断适变、改革、挫折与再生的进程。离开-40年代中国货币经济的被动转轨与瓦解失败，过往一个多世纪的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总脉络就失去了完整性，在诸如中美货币经济关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政府部门的经济职能角色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经济议题上，错失相当的历史依据。
史上，“行钞”失败后，货币的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通货反趋匮乏，于是，大量的实物性“代用券”开始流通起来，纸币的别称即为“钱引”。这些纸质的“引”或“券”大量流通起来，往往是“行钞”失败后的一大景观。
年，中国大陆全面建立了户籍制度，这就使得票证可以直达每个家庭乃至个人，年后军政部门等所实施的计划配给制便有条件适时地全面推广开来，并成为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跃进”运动中动员与支持的体制性力量。
不难发现，同为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与苏东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极大差异：中国大量发行票证，以安排商品零售并计划其流通；苏东则完全依靠“排队”来解决居民家庭部门的零售需求。这就意味着，中国居民家庭部门或个人有可能先于体制的重大变革，先行自票证计划等管控中获得“解放”，其途径不外于通过搞活农村使得农副产品等供给增长、促进商品流通的放松管控，从而渐进恢复货币功能、完善市场价格信号。
这一重大的体制差异，并没有引起比较经济体制学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