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与之前的朝代相比，有许多明显的差异。钱穆先生说过：“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会发现那既是一个属于文人的时代，也是属于平民的时代——读书人越来越多，物质、精神生活空前丰富，商业文明越来越发达，科学文化有了长足进步。就城市而言，宁波的人文盛景在宋代达到了一次巅峰。
海上贸易带给宁波的历史机遇
经过许多学者的考证和分析可以得出较为确定的结论：宋朝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在当时而言较为先进，朝廷空前重视市舶司的收入，海外贸易带来的税收甚至为后来的南迁提供了有力支撑。明州港已成为较为繁忙的港口之一。
等到了南宋，由于都城在临安，宁波因兼具港口与运河的便利，更是被称为“京畿要地”。那时，一艘满载着货物的宋代商船想远航，到明州市舶司领取一张公凭即可出发。自远洋而来的船只刚卸下珍禽、宝石和香料，又立刻被茶叶、丝绸、瓷器所填满，之后再次出发。
因为航海贸易的发达，宋代宁波造船业异常繁荣。北宋末年高宗从明州逃往海上，“仓促之间”聚得千舟，是明州造船业发达的佐证。南宋时期，浙东运河上航运繁忙，往临安去的是闽广船只运去的漕粮和上京朝觐的当地府尹，返还的船只装载的则是任命的官员和下达的文书简牍；港口上来来往往的是各国的使节、僧侣和商贾，每年外国商人和使节回国时，明州市舶司还要大摆宴席为他们饯行。而这种海外贸易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宁波的今天。
王安石：天才改革者在鄞的一千日
北宋庆历七年春，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人舟车相继，终于赶到了明州。面前是江南之春的花开如锦，软风温熏，与他习惯的汴京风土迥然不同——他就是二十六岁的王安石，是新上任的鄞县县令。那时他刚在扬州积累了一些经验，自请远赴浙东海隅的明州一展抱负。
王安石曾以自谦的笔调描述自己在明州鄞县的生活：“收功无路去无田，窃食穷城度两年。更作世间儿女态，乱栽花竹养风烟。”意思是没做出什么政绩，白白贪享了几年俸禄，更是像平常人一样过些清闲日子而已。可实际情况全然不同。他在明州虽只有三年，但办了不少实事。上任没多久，王安石就发现，鄞县虽然跨江负海，川渠相通，却也经常受到干旱之困。他跋山涉水，十几天里周巡鄞县东西十四乡，考察各地水网情况，督促乡民兴修水利，写就了《鄞县经游记》。他还组织人力开凿通山，重清湖界，令东钱湖重归清明。
王安石还相当重视教育。他以月湖为中心创办县学，邀请名家来执教，开甬上读书风之先。他还倡导私学，经常上桃源书院为学子授课。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明州因硕儒大家云集，书楼书院广布，而被称为“浙东邹鲁”。到了南宋时期更是“一朝朱紫贵,皆是四明人”。明州一地，诗礼之族相传，千载文脉不绝。
王安石在鄞县可谓是第一次亲自管理一个县，并以这里为“试点”，初步实验了一些他认为可以革除弊端的措施，比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三年后，王安石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声望，被誉为“江东三贤”之一，而后逐步升任为一朝丞相，并尝试主导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即“王安石变法”。中国封建社会的变法最著名的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其中，王安石变法的褒贬差异最大。贬之者将他同秦侩相提并论，认为靖康之耻祸因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褒之者则认为他是超越时代的天才改革家，“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自离开明州后，王安石辗转各地，再也没有回到他心心念念的明州。但这块土地的人民热切地怀念着他，在他足迹所履之处竖起了他的雕像，今天的安石路、王公塘、王安石公园等都以他命名，以报答他对这个城市的再造之恩。
保国寺：屋宇锦绣
保国寺建于北宋祥符六年（年），坐落于江北洪塘北部灵山的山腰.《保国寺志》称：“灵山僻处海隅，故名人罕至，山又不甚高广，无大奇异。”被灵山温柔包围的保国寺，立于尘世静谧的一角不明不灭，恰恰保持住了这份明澄的美感。
保国寺建筑的神奇要从无梁殿说起，它无疑是保国寺的灵魂所在。大殿全部结构不用一枚铁钉，全凭精巧的榫卯使斗拱层层相衔，将建筑物的各个构件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由此承托起整个殿堂重达50吨的屋顶。大殿外表看起来像是没有大梁支撑，其实是在前槽天花板上，巧妙地安排了三个与整体结构有机衔接的镂空藻井，用天花和藻井遮住了大殿的梁架，故被称为“无梁殿”。实则不是真正的无梁。
保国寺的建筑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宗教和历史意义。然而对于建筑美感的欣赏却建立在一定的知识结构之上，如此而来，更多的时候它显得有些冷清。一座千年古刹，却无僧侣尼众；寺中有大殿和经楼，却无香火与明灯。在这里，建筑罕见地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尊严，而不是仅仅作为宗教的承载与物化。这里没有浮行于尘世的乞求，也没有假借上天之名的募缘，宗教亦让步于柔木之光。
